在拉萨,很多人称呼律师央金为“央大律师”。

　　西藏第一代律师，西藏第一位女律师，第一个出来开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、第一次以律师个人名义开办法律援助中心……央金创下了西藏律师行业的多项“第一”。

　　为什么她能独步天下，揽下如此多“第一”？央金说，我向来对自己很有信心。

　　我5岁的时候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拉萨，在这座城市里，我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。1981年我高中毕业，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，成为那一年考上西南政法学院的5个藏族学生之一。当时，之所以报考法律专业，完全是出于一种朴素的认识：公检法是很神圣的一个工作，因为公检法是最早穿制服的。当然，我最初的这种选择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父母的影响下作出来的。我父母都是昌都那边的人，民主改革后，他们被送到咸阳民院学习，然后参加革命工作。他们那一代人对公检法可能都怀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吧。

　　在拉萨读中学时，我没有觉得汉族、藏族有什么差别。我一直读的是汉语班，接触的也大多是汉族同学。进了大学后，周围环境的变化和反差，使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。西南政法学院在重庆，少数民族学生不是很多，我们那一届只有5个藏族学生，各个年级全都加起来，藏族学生也只有20多个。除了人数少以外，我们的学习基础也普遍比汉族同学差，因此，刚进校时，我的压力比较大，整天埋头看书，高考时都没有那么努力过。不过还好，经过努力，头一年我就考了前几名。以后我就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在学校期间还入了党。

　　1985年我大学毕业，选择了回西藏工作。我被分配到了自治区司法局公证律师管理处，这个处分管公证和律师两块工作。按理说，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入机关，也可以就此在管理岗位上平稳地做下去。可能还是有些心有不甘吧，我觉得西藏还没有多少律师，也没有律师机构，你去管理谁？

　　1985年10月，西藏的第一个法律服务机构——拉萨市法律顾问处成立了，我和好几个同学都到那儿去了，做兼职律师，从此开始了我的律师生涯。

　　那时，我并不知道自己后来可以有这样的潜力。但是一路做下来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职业。律师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职业，它需要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。如果在法庭上你的灵活和应变能力、你的智慧，得到了法官、检察官的认同，你的能力和水平、尽心尽责的职业操守得到委托人及其亲戚朋友、旁听群众的肯定，那种欣慰感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享受。这种感觉和钱没有关系，像我们办的一些刑事案子，根本不挣什么钱。

　　记得办第一个案子的时候，我拿着卷宗，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商量，你必须自己拿出意见来。开庭前我准备得非常认真，看案卷，调查取证，案情也弄得很熟，结果一开庭，我连辩护词都念得结结巴巴，腿也在发抖。回家后我跟家人说，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这一行。我妈妈鼓励我，什么事都要坚持，你不尝试，怎么知道行不行？

　　至今我仍经常跟年轻律师说，认真对待每一起案子，这是基本的职业操守。对我们来说，天天都是案子，或大或小，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。而对当事人来说，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。所以，凡是我经手的案子，哪怕是几千元的小官司我也会认认真真地做好。

　　由于西藏律师不多，至今也只有100多名，所以案子很多。直到现在我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，经常是忙了一天，回到家里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。

　　到了1990年，国家开始试行律师体制改革，鼓励律师从机关走向市场。1993年，我从国办所离职出来，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合作制的律师事务所，那一年我29岁。

　　律师这个行业，在机关里面做和自己出来做有一定的区别。出来以后会有更大的自主性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展。但是，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能力，你不努力，那你肯定是过不下去。当时，不仅我出来了，还把我弟弟也从体制内带出来了。我弟弟群培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，开始是在自治区团委工作，后来，我把他动员过来跟我一起当律师。因为他本身也是学法律的。

　　我弟弟群培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。2005年群培留学回来以后，就提出我们应该做一些法律援助这样的公益事业。他跟我说，你不要天天就为那些有钱人和付得起钱的人去打官司，律师应当对那些有法律需求而又付不起费的人提供帮助。2006年，经过自治区司法厅批准，我们注册成立了西藏央金法律援助中心。这应该是西藏第一家由律师个人开办的法律援助中心。

　　随着西藏经济建设的发展，吸引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，这个群体经常会面临拖欠工资、工伤纠纷这些侵害权益的事情。而且，藏族农牧民出来务工的人员也逐年增加，在我们经手的农民工案子里，藏族案件大约占四分之一。过去藏族老百姓普遍不愿意出去打工，他们更愿意一家人围在一起种地。随着社会发展，他们的观念也有了改变，一些年轻人也愿意出来闯一闯。但是，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较低，这一方面是技能上的差别，另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维权意识弱。

　　针对农牧民工的权益问题，2007年，我们成立了西藏农牧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，专门为农牧民工维权提供法律服务。考虑到一般有了劳动纠纷争议，多数人首先都会想到去找劳动人事部门，找劳动争议仲裁委，于是，我们把工作站的牌子挂到了仲裁委。只要农民工去了，仲裁委一般也会建议他们来找我们。

　　2009年，我们又筹备成立了西藏法律援助基金会。希望开拓多种渠道，筹集到更多的资金，使更多需要法律帮助的人得到救助，也给更多的律师提供一个承担社会责任、锻炼成长的机会。

　　我们律师事务所现在有20多人，他们平常有案子就跑案子，没有案子的话就做一些法律援助工作。另外，我现在还担任了自治区律协副主席，每次律协开会，我就会给各个地区的律师事务所“下任务”：如果你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案子不多，可以以我们援助中心的名义来做，到年底的时候把案子带来进行结算。

　　回头看我这25年的律师生涯，应该说，还是让人很自豪。我们恒丰律师事务所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团队，这些年来，我们承办了各类案件3000多件，辩护意见采纳率达到80%左右；先后为160多家企、事业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，为顾问单位及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达数亿元。我还担任了拉萨市政府的常年法律顾问。

　　作为西藏最早的一批律师，我可以说是一个见证者。在我的从业经历中，折射出了西藏法治建设的进步历程。

　　我们这个民族过去基本上没有法律意识，如果遇到纠纷，大家会更愿意找亲戚朋友、德高望重的乡亲，或者请寺庙的活佛来做工作。不要说进法院打官司，有的人甚至连律师事务所都不好意思进。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，从上世纪90年代初，民事案件、经济案件逐渐增加，更多的人开始愿意在法律的框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企业的法律意识也逐渐增强，开始有了经济合同的概念。过去，我们藏族非常忌讳合同，认为签合同就意味着不信任。现在，不光是大企业，包括那些小的手工业作坊也改变了观念。

　　做律师这么多年，经常有人会问我，哪个案子是你办得最成功的？我说，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。让自己的当事人满意，也让对方当事人认同，觉得你是从法律的角度在谈问题，于情于理让大家心服。一个案子能够得到这种结局，我认为可以说是成功的案例。

　　我这个人一谈起案子来就兴奋，有的时候光忙着跟当事人谈案情，甚至忘了谈代理费。所以，很多人都说我好说话。

　　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有人帮人的传统，尽力帮忙他人，不求回报。我这些想法和做法可能还是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吧。能帮别人的我都会尽量帮。